讀賣集團的一體化經營結構
讀賣巨人作為讀賣集團的核心事業,集團擁有日本最大發行量的讀賣新聞社與民營電視台 KEY Station 日本電視放送網。報紙、電視、球團三位一體的經營結構,孕育出其他職棒球團所未見的壓倒性媒體支配力。讀賣新聞在紙面大幅報導讀賣比賽結果與選手資訊,日本電視台獨占讀賣戰黃金時段的轉播。透過這個結構,讀賣不只是職棒隊伍,更作為讀賣集團整體的廣告塔運作,同時承擔報紙銷售促進與電視收視率獲取。其他球團母公司即使擁有媒體事業,影響力也遠不及同時支配全國性報紙與電視 KEY Station 的讀賣集團。這種一體化經營,從結構上損害了職棒報導的中立性。
偏重讀賣戰的轉播體制
從 196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期,地上波電視的職棒轉播幾乎被讀賣戰獨占。以日本電視台為首,各民營電視台爭相轉播讀賣的主場與客場比賽,洋聯比賽全國轉播的機會極為有限。1980 年代讀賣戰夜場轉播年度超過 100 場,洋聯地上波全國轉播除日本大賽外幾乎是零。這份轉播差距,對洋聯球團的知名度與球迷獲取帶來嚴重影響。電視曝光不足直接連結到贊助收入減少,使洋聯球團經營基礎更加脆弱。結果象徵洋聯經營危機的近鐵野牛消滅,可說是偏重讀賣戰轉播體制所造就結構性問題的結果。轉播權金差距把央洋兩聯盟的收益差距固定化,成為阻礙 NPB 整體發展的要素。
資訊操控與輿論形成
讀賣新聞的體育版,讀賣相關報導量壓倒性高於其他球團。讀賣勝利在頭版大幅報導,失敗則小篇幅處理,其他球團的活躍被擠到版面邊角是常態。這份報導姿態在讀者心中植入「職棒等於讀賣」的認知,具有人為擴大讀賣球迷族群的效果。再加上對球界制度改革與其他球團經營問題的報導,讀賣新聞也傾向採取對讀賣有利的論調。2004 年球界改組問題中,讀賣新聞主張支持單一聯盟制論述,對選手公會的罷工進行批判性報導,這個傾向已被指出。日本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與體育新聞也出現類似傾向,讀賣集團整體存在對讀賣有利的輿論形成結構。這類媒體偏向被職棒球迷視為「讀賣的資訊操控」批評。
收視率下滑與讀賣中心主義的終結
進入 2000 年代,讀賣戰地上波收視率急速下滑。1990 年代讀賣戰轉播超過 20% 收視率並不罕見,2000 年代後半跌到個位數,地上波轉播場數也大幅削減。這份收視率下降的背景,除了娛樂多元化與網路普及,還有觀眾對「讀賣獨大」轉播體制的疲乏。諷刺的是,偏重讀賣戰的轉播體制反而加速了觀眾離開職棒。另一方面,洋聯以 2004 年球界改組為契機展開獨自行銷策略,藉由太平洋聯盟 TV 的串流服務與各球團球迷服務的強化,開拓新的球迷族群。CS 放送與網路串流的普及,擴大了不依賴讀賣戰的職棒收看選項,媒體環境的變化也促使讀賣中心主義走向終結。然而長達數十年的偏重讀賣轉播體制留下的影響很大,洋聯球團經營基礎要穩定下來,仍需要漫長的時間。
對選秀制度的介入與逆指名問題
讀賣持續要求對自球團有利的選秀制度設計。1993 年導入的逆指名制度 (自由獲得名額) 使資金充裕球團可事先綁定有望選手,讀賣最大限度活用此制度,以阻擋他隊指名的方式獲取有力選手。該制度於 2006 年廢除,背景是特定財力雄厚球團過度受益的批判升高。1978 年江川卓「空白的一天」事件,是讀賣試圖迂迴選秀制度獲取選手的象徵性案例。該事件發展至時任主席辭職,作為動搖職棒制度公正性的問題被記錄下來。讀賣的選秀介入,體現了追求戰力均衡制度設計與以資金力主張自由獲取選手論理之間的衝突。
FA 制度與資金力帶來的戰力集中
1993 年導入的自由球員 (FA) 制度保障選手移籍自由的同時,也加速了有力選手流向資金優勢的讀賣。FA 宣言選手選擇讀賣的案例接連不斷,落合博滿、清原和博、小笠原道大、杉內俊哉、村田修一等各球團王牌級選手集中到讀賣。讀賣在 FA 補償中指名人的補償選手也引發話題,有時指名其他球團不願釋出的選手引起爭議。這種戰力集中成為其他球團球迷批判「用錢買選手」的原因。FA 制度本身作為選手權利保護正當,但擁有豐沛轉播權收入與母公司補貼的讀賣與中小球團之間,制度是否公平運作長年受到討論。洋聯球團苦於 FA 流出的時期,轉播權差距帶來的收入不對稱是根本原因。
與其他球團老闆的權力鬥爭
讀賣的媒體支配力也影響了老闆會議中聯盟運營方向。渡邉恒雄老闆 (任期 1996〜2004 年) 以讀賣新聞主筆兼球團老闆的身分,以公開對主席與他球團施壓的言行聞名。2004 年球界改組問題中,他主導近鐵與歐力士合併構想推進單一聯盟制,引發了史上首次選手工會罷工。該罷工於 2004 年 9 月 18〜19 日實施,最終 Livedoor 與樂天的新加入實現,維持了 12 球團制。洋聯各球團老闆及標榜市民球團理念的廣島等反對讀賣主導的改組案,但央聯內部讀賣影響力強大,討論在讀賣設定的框架中進行。這個權力結構凸顯了讀賣利益與聯盟整體利益未必一致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