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統治期的選手收編
1965 年選秀制度導入以前,讀賣巨人以壓倒性的資金實力與品牌力為武器,獨占性地獲取全國有力業餘選手。對六大學棒球或社會人棒球的有望選手早早接觸、敲定加盟保證,這種手法產生其他球團無法抗衡的結構性優勢。1965 年選秀制度導入後,讀賣仍持續利用制度漏洞確保有力選手。支撐連年奪冠 (1965 至 1973 年) 的王貞治、長嶋茂雄、堀內恆夫等延攬,都是選秀制度導入前後過渡期讀賣交涉力的產物。這個時期的戰力集中讓央聯整體競爭力顯著下降,加速了其他球團球迷的流失。讀賣獨走持續期間,職棒作為娛樂的魅力被損害的指摘從當時起就根深蒂固。
交易與移籍的不平衡
讀賣長年來與其他球團之間反覆進行不平衡的交易。讀賣放出的選手多接近戰力外狀態,獲取的選手卻是對方球團主力級的非對稱構圖成為常態。1970 至 80 年代,在讀賣未能獲得出賽機會的選手到新球團成為主力的案例不斷,讀賣方仍把這類選手當作「不需要的戰力」隨意放出。在交易協商上讀賣的品牌力也作為壓力發揮作用,對等條件交涉並不容易成立。選手本身也常持有「想在讀賣比賽」的志向,這份心理因素更加助長讀賣的戰力集中。結果交易市場成為以讀賣為中心的單向結構,成為阻礙球界整體戰力循環的因素。
輕視育成與即戰力主義
讀賣巨人的球團運營中,深植「比起自家育成選手,優先從其他球團獲取即戰力」的體質。對二軍育成環境的投資不一定比其他球團充實,讓年輕選手在一軍累積實戰經驗的機會也有限。背後是來自要求「常勝」的前台與球迷的壓力,以短期成績提升優先於長期育成計畫的結構。2000 年代以後,在軟銀鷹與廣島東洋鯉魚以獨自育成系統獲得成功時,讀賣育成能力的薄弱更顯突出。選秀延攬的有望選手在讀賣未能成長,轉戰其他球團後開花結果的案例屢見不鮮。這份即戰力主義不僅損害球團的持續性競爭力,也帶有阻礙 NPB 整體人才培育多元性的面向。
對 NPB 整體的影響與未來課題
讀賣長年戰力獨占對 NPB 的競爭結構與人氣帶來嚴重影響。在央聯,讀賣持續奪冠導致其他球團球迷減少,聯盟整體賽事收入難以成長。另一方面洋聯因讀賣影響相對較小,走出獨自發展之路,2000 年代以後在交流戰與日本大賽中以壓倒性結果領先央聯。近年讀賣推進活用育成選秀與年輕選手起用方針轉換,但數十年戰力獨占留下的結構性課題並非容易化解。NPB 要實現真正的競爭平衡,嚴格運作選秀制度、整備收益分配制度,以及各球團建立自立經營基礎都不可或缺。讀賣戰力獨占的歷史,作為展現職業運動公平競爭環境重要性的教訓,至今仍持續被檢視。
FA 制度與讀賣的大型補強
1993 年自由球員制度導入後，讀賣轉向以資金實力不斷挖角他隊主力的策略。落合博滿、清原和博、小笠原道大、村田修一、杉內俊哉、丸佳浩等各時代代表性的打者與投手，均透過 FA 轉投讀賣。此補強策略的特徵在於，不論選手年齡或巔峰期遠近，一律提供高額多年合約。這在短期內提升了戰力，但也導致選手狀態下滑後仍須支付高薪的結構，對球團財政造成壓力。對其他球團而言，主力流失成為常態，陷入花費數年培養的選手遭挖角的惡性循環。讀賣在 FA 市場中突出的資金優勢，被批評為將制度本意的選手移籍自由，實質上變質為單向的人才外流。
偏重讀賣的轉播權結構
讀賣的戰力獨占與電視轉播權的偏在密切相關。從 1970 年代到 2000 年代前半，讀賣比賽的全國轉播每年超過 100 場，由日本電視台獨家播出。其他中央聯盟球團獲得地面波全國播出的機會極為有限，轉播權收入差距達到年間數十億日圓規模。這一收入差距直接轉化為選手獲取資金的差距，從經濟層面固化了戰力不均衡的結構。太平洋聯盟球團的轉播權收入更低，1990 年代兩聯盟間的經營差距加劇，最終導致近鐵野牛隊消滅。2010 年代網路串流普及後轉播權結構開始變化，DAZN 的加入使幾乎所有球團的比賽得以均等播出。轉播權的民主化正成為推動戰力均衡的間接力量。
選秀制度的形骸化與讀賣的影響力
選秀制度以戰力均衡為目的於 1965 年導入，但讀賣在制度每次變遷時都施展影響力，試圖維持對自身有利的機制。1978 年逆指名制度的導入以及 1993 年與 FA 制度的連動，為資金雄厚的球團優先確保有力選手留下了空間。在 2004 年逆指名廢止之前，讀賣利用制度成功單獨指名了松井秀喜和上原浩治等明星選手。2005 年轉為完全抽籤制後，仍有簽約金疑似超過上限的案例被報導，制度精神與實態的落差持續存在。育成選秀的創設使低順位選手有了崛起的可能，但讀賣在球探網規模上保持優勢的結構依然殘存。選秀制度的歷史映照出日本職棒中規則公平性與運用實態未必一致的結構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