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賣圍圈「喊聲」的現金往來 - 贏了 5,000 日圓、輸了 1,000 日圓，NPB 以「金額小」為由不予追究

2016 年 3 月 14 日的公布 - 贏了 5,000 日圓、輸了 1,000 日圓

2016 年 3 月 14 日，NPB 公布：自 2012 年起，讀賣一軍的多數選手圍繞本隊正式比賽的勝負進行現金往來。賽前圍圈時負責「喊聲」的選手，若球隊獲勝可收取每人 5,000 日圓的紅包，若輸球則須付給全員每人 1,000 日圓。一次經手的現金最多達 14 萬日圓。

NPB 調查委員會與讀賣在 2015 年秋季調查的階段就已掌握這筆金錢往來。即便如此，調查委員會仍將其視為「求吉利」，沒有寫進調查報告，並判斷不構成假球 (放水行為)。讀賣被處的罰款合計 1,500 萬日圓，但兩筆都針對 4 名投手的棒球簽賭，「喊聲」的金錢往來並未受到任何制裁。

贏了收錢、輸了付錢的規則，就是拿本隊比賽的勝負下注。刑法學者指出這符合賭博罪的兩項要件，調查委員會卻以金額小為由不予追究。4 名投手簽賭案從曝光到處分的經過，整理在讀賣選手棒球簽賭事件的文章中，本文只談圍圈的金錢往來。

「喊聲」的運作方式 - 在圍圈中流轉的紅包

根據讀賣的說明，所屬選手每場比賽都各自出錢。賽前投手與野手分成兩個圈，在圈中負責名為「喊聲」的發聲的選手，球隊贏球時可收取每人 5,000 日圓的紅包；輸球時，喊聲的選手要付給圈內全員每人 1,000 日圓。

2015 年 11 月離隊的笠原將生在接受產經新聞與產經體育採訪時，承認圍圈有「求吉利」的做法，並表示：「一開始贏球可以拿到 1000 日圓，連勝就是 3000 日圓，3 連勝是 5000 日圓…有一套出資額會逐步增加的制度。」

對於刊登笠原發言的報導，讀賣以「名譽毀損」為由寄出抗議書，要求更正。

調查委員會的判斷 - 「金額小」所以不算放水

調查委員會委員長大鶴基成表示，委員會以選手的出資額每場 5,000 日圓、對職棒選手而言屬於小額等理由，判斷這不構成假球 (放水行為)。此外，調查委員會以「求吉利」為由，沒有在調查報告中公布這筆金錢往來。「求吉利」是球團與調查委員會使用的說法，並不能說明這套規則以勝負押注金錢的實質。

把日期排在一起，公布的經過就清楚了。簽賭事件始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福田聰志的曝光，11 月 10 日福田、笠原、松本龍也 3 名投手被處以無限期失格。調查委員會與讀賣在 2015 年秋季調查的階段就已知道這筆金錢往來。2016 年 3 月 8 日，高木京介涉賭一事公布，渡邉恆雄、白石興二郎、桃井恆和 3 名高層引咎辭職。「喊聲」則在 6 天後的 3 月 14 日才公布，高木在 3 月 22 日被處以 1 年失格。關於渡邉恆雄，請見渡邉恆雄球界支配的文章。

在調查 3 名投手簽賭時就已掌握的事實，一直到第 4 人的簽賭曝光都沒有公開，讀賣與 NPB 雙方都是如此。是否構成放水是一回事，是否公開已掌握的事實是另一回事。由於沒有寫進報告，外界在 3 月 14 日公布之前，根本無從檢驗調查委員會的判斷。

刑法學者的見解 - 賭博罪的兩項要件

甲南大學法科大學院教授、刑法學者園田壽指出，賭博罪的成立有兩項要件。一是以無法控制結果的事項為對象進行金錢往來；二是雙方共同承擔虧損的可能。

以比賽勝負為對象，贏了由圈內選手付錢給喊聲的選手、輸了由喊聲的選手付錢給圈內選手，園田認為這套規則符合上述兩項要件。對於以金額小為由不予追究的判斷，園田也表示「這樣一來，大富翁就算賭上幾億日圓也不構成賭博了」，認為金額與此無關。

即便如此，NPB 與調查委員會並未對「喊聲」的金錢往來本身施加制裁。讀賣被處的罰款是 2015 年 11 月的 1,000 萬日圓 (3 名投手一案) 與 2016 年 3 月 22 日的 500 萬日圓 (高木一案)，合計 1,500 萬日圓，兩筆都不是針對「喊聲」。調查委員會提出的理由是金額小，而刑法學者的指摘正面否定了這個理由。

波及其他球團與理事會的對應

閱讀本文的方式與限制

負責「喊聲」的選手姓名與人數都沒有公開。NPB 的公布只說到「一軍的多數選手」，本文也不寫超過這個範圍的內容。本文的出處中沒有關於是否曾有偵查的記述。

本文並未直接查閱調查報告，調查委員會的判斷依據的是委員長的說明與報導。金額與運作方式來自球團的說明與笠原的證詞，兩者對金額的描述並不相同。機構的制裁能對球團產生多大約束，請見歷代會長無力的文章。

兩聯盟理事會禁止的是選手之間的金錢往來，讀賣後來何時停止圍圈的規則，本文不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