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毆是日常的時代
在職棒歷史中,鬥毆作為比賽一部分長期存在。1950 至 1970 年代鬥毆頻發,也有年記錄超過 10 件鬥毆的球季。最有名的鬥毆之一是 1959 年讀賣對中日戰發生的大鬥毆,兩隊合計 5 名受退場處分。鬥毆原因觸身球最多,占整體約 60%。特別頭部附近觸身球易孕育報復鏈,在下次對戰給對手球隊主力打者觸身球的「報復觸身球」作為暗默共識存在的時代也有。NPB 中 2000 年代以後鬥毆發生件數大幅減少,停在年 1 至 2 件左右。
處分的變遷與嚴罰化
NPB 對鬥毆處分隨時代嚴格化。初期處分以退場處分與數場禁賽為中心,1990 年代以後罰款額提高與禁賽期長期化進展。特別轉折點是 2005 年發生的多項暴力事件。這年除選手間鬥毆,還發生教練對對手選手揮暴行事件,NPB 大幅強化對暴力行為處分規定。2020 年代對進行暴力行為選手科最少 10 場禁賽與罰款。再來認定為報復投球時,不只投手連總教練都受處分。這項嚴罰化對抑制鬥毆發揮大效,2010 年代以後鬥毆發生件數急減。
日本棒球中鬥毆的文化背景
NPB 鬥毆與 MLB 不同文化脈絡。MLB 中鬥毆作為「暗默規則 (unwritten rules)」一部分半制度化,連報復投球時機與作法都有不成文規則存在。另一方面 NPB 鬥毆更具情緒衝動性格強。日本棒球文化中「忍耐」是美德,因此到鬥毆前累積相當怒氣的情形多。再來日本社會對暴力的忌避感比 MLB 文化圈強,鬥毆被媒體大幅報導、易受社會批評。因此 NPB 選手比 MLB 選手更意識鬥毆風險,結果鬥毆發生頻率比 MLB 低。據說外籍選手來 NPB 最先驚訝事之一是「即使被觸身球擊中也不報復的文化」。
無鬥毆時代的功過
2010 年代以降 NPB 中鬥毆漸成過去遺物。2010 年代以後替補席淨空 (兩隊選手衝上場地的事態) 發生年 0 至 1 次左右。其背景是罰則嚴格化。對涉鬥毆選手科 5 至 10 場禁賽、罰款 50 至 100 萬日圓。對總教練與教練也問管理責任,成為禁賽處分對象。再來隨影像技術發達,鬥毆全程被多攝影機記錄,處分根據變明確。在社群網路時代,鬥毆影像瞬間擴散、連結到選手形象下降風險也作為抑制力機能。另一方面「展現鬥志」提升球隊士氣有效的意見根深,完全排除鬥毆損害棒球魅力的議論也有。
催生名勝負的鬥毆結構因素
NPB 的鬥毆具有超越單純暴力的結構性因素。許多鬥毆發生在球季末段爭冠或日本系列賽等高壓局面。1973 年太平洋聯盟最終戰阪急對南海之役,首位攻防的極限緊張爆發,兩軍板凳傾巢而出混戰。以觸身球為導火線的報復連鎖使比賽一度中斷,但這場鬥毆是兩隊執念碰撞的結果,背後有著對奪冠的強烈覺悟。此外,1969 年廣島對讀賣戰中,圍繞判定的板凳抗議升級為波及裁判組的混亂。這些事例顯示鬥毆與比賽緊迫感不可分割的時代。
外籍球員眼中的 NPB 鬥毆文化
許多曾在 NPB 效力的外籍球員證實對日本獨特的鬥毆文化感到困惑。在 MLB,報復觸身球被半接受為「比賽的一部分」,投手攻擊對方打者內角本身具有一定正當性。然而在 NPB,打者衝向投手丘的行為被視為「可恥」的氛圍根深蒂固。1990 年代來日的某外籍球員表示:「在日本,我看到球員連續三次被投近頭部仍默默站回打擊區。在 MLB,隊友下一球就會替你報復。」這種文化差異根植於日本武道精神中「忍耐的美學」以及不破壞集體和諧的行為規範。外籍球員能否適應這種文化,是左右其在 NPB 能否成功的要素之一。
影像時代如何改變鬥毆的記錄與記憶
NPB 鬥毆史隨影像技術進化,記錄精度與社會影響力產生了重大變化。1960 至 1970 年代的鬥毆即使有電視轉播,攝影機台數有限,難以掌握全貌。處分依據依賴裁判證言和有限影像,判定模糊的事例也有。1980 年代影像輔助判定的議論浮上檯面後,鬥毆影像開始被積極參照於處分決定。2000 年代球場高畫質攝影機與多角度轉播影像普及,「誰先動手」得以明確辨別。這提升了處分的公平性,但對選手而言也增加了「暴力行為必定被記錄」的抑制力。留有影像的鬥毆同時作為球迷集體記憶發揮功能,反覆出現在名場面集中而被傳奇化的一面也存在。